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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鼓落下后，杂档东库二架的封纸当众启开。
霍行简没有先去找冬月十二日。他与严朔、杂档管事和黄单两名见证站在架前，按承安三年接收总页先点四十二册。二架里混着别年的退件、杂收和破损副簿，旧签大多压在新包纸下；每点一束，便须先唱现签，再拆外包核里面的丙字原签，任何一册都不能因题目听来无关便跳过去。
点到第三十六册时，管事才从一束退件副簿底下抽出一条褪色木签。正面写“递收丙四”，背面另有“首收副、门牌副”六个小字。束内册数与承安三年分柜小目相合，原签绳结也未断。严朔让人把首收副簿和外收门时牌副册分别放上两块护纸板，余册仍按原次压回。
两册取出前，见证先核书口旧号、起止月份和每册尾页总数。首收副簿从秋初记到岁末，门牌副册也覆盖同一时段，尾页都有承安三年改架时补盖的丙四骑缝印；没有后添散页或跨柜拼册。霍这才准翻到冬月，既防从混放架里拿错同名册，也防一见题目便越过来源核验。
冬月十二日那一页并不只有一项三纸。
第一项辰初收，分类栏记“军情密递”，纸三，封记“营密九”，辰正已经换牌转京；第二项未初收，分类栏记“伤亡杂报”，也是纸三，封记“雁外六”，未正转京。两项都在同一日、同一首收铺、同一去向，若只拿三纸向京四个字来找，谁也不能把另一项抹去。
两项的来牌栏都只有牌号，没有送封人姓名。军密项因类别加了一枚黑角记，伤亡杂报项则在页边留了归类短签；除此之外，收封、转牌和去向的写法完全相同。它们共同证明首收铺当日确实受过不止一只三纸封匣，也让“同日三纸向京”失去唯一性，必须再找能跨册互认的字段。
承办吏取出两枚候选签，甲签压在军密项旁，乙签压在伤亡杂报旁。霍的目光先停在甲签上。军情密递不列正文，常以封记代题，最能解释为何后来的簿册只留三纸和转京，也更贴近北衙一直追问的秘密旧路。
“甲项先列主候，乙项备查。”他说，“若当年有人借寻常伤亡名目掩军情，分类本就未必可信。”
这不是无端猜测。北衙新案所追的本就是旧人、剖玉与秘密联络，军情密递比一行普通杂报更能把三者放进同一幅图里；若甲项成立，他到关后的每一次岗位追问都会多一层理由。反过来，伤亡杂报只会把路引向公开递铺和普通收受，削弱“必须依靠旧网”的推演。
杂档管事没有移签：“分类可以存疑，时刻和封记还没对。两项先同列。”
这句话听来像拖延，却正是霍一路要求地方做的事：空格不能替结论，候选也不能凭哪一项更合案情先后排座。若此刻把乙项降作备查，日后有人问为何同日同页数只抄军密，他无法拿“更像”二字交代。
黄单见证遂各抄一项，分类、收时、转时、纸数、封记和去向一栏不少。首收副簿原页暂不翻动，众人转看同束的外收门时牌副册。
这册不是发出簿。旧递房外收门每放出一只封匣，守门人另记出门时刻、递牌与可见封记，交到首收铺后，木牌回收，副页再归丙柜。它恰能补发出簿没有公开核出的时刻，却不能说明封里写什么。
管事先核册首说明和回牌归柜押记。门牌副册在承平十二年当月逐日结数，冬月十二日页尾记“出牌七、回牌七”，首收副簿同日也有七项收受，没有少牌或多牌。两册由不同书吏落字，页尾却有同一名复点人的交叉押；这使午初时刻可以参加比对，却仍不能凭同柜保存就与某一题名互证。
冬月十二日午初一行写得很清楚：“雁外六，三纸，向京，出外收门。”递牌号的前两字磨淡，封记和纸数却完整。霍让人把发出簿限缩抄件取来；那边的封识残墨仍不能成字，无法与“雁外六”互认，只有日期、纸三和向京三项相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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