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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曾言:“如知其非义,斯速已矣。”寥寥七字,道尽了儒家对处世之道的深刻洞察。所谓“非义”,是背离道义的行径;所谓“速已”,是当机立断的止损。人生在世,孰能无过?可贵者,非永不犯错,而在明知错谬时敢于转身。古往今来,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的名字,无不是将“知非即止”刻入骨髓的践行者。他们以勇气斩断错路,用决绝书写新生,恰如陶渊明“悟已往之不谏,知来者之可追”的幡然,亦如苏轼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释然。

人常困于执念,正如荀子所言:“凡人之患,蔽于一曲,而暗于大理。”多少人明知行径有亏,却因虚荣、贪婪或怯懦而执迷不悟?西晋石崇富可敌国,却以奢靡为傲,与王恺斗富时“以蜡代薪”“碎珊瑚树”,终致“八王之乱”中身死族灭。他并非不知奢靡之非义,只是沉溺于浮华幻象,将“速已”二字抛诸脑后。反观东汉杨震,深夜拒受重金,以“天知、神知、我知、子知”明志,正是因他看清了“不义之财”背后的深渊。所谓“知非”,不是事后诸葛亮的懊悔,而是当局者清的清醒——如孟子所言“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”,能守住这颗本心,方能在诱惑面前保持澄明。

唐人元稹曾写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,初为悼亡之作,细品却暗含对“知非”的隐喻:见过沧海的辽阔,便不会留恋溪流的浅狭;识得巫山的云蒸霞蔚,便不会困于雾霭的迷蒙。北宋名臣范仲淹幼年丧父,寄身寺庙苦读,一度为粥食短缺而困扰。当他发现同窗暗中接济,并未心安理得接受,反而反思:“吾方苦学,安可受此馈赠?”遂婉言谢绝,以更刻苦的劳作换取衣食。这份“知非”的明悟,让他在日后官居相位时,始终坚守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道义,从未因权势而迷失。

知非易,速已难。正如王阳明所言:“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。”明知非义却瞻前顾后,恰如临崖而不勒马,终会坠入深渊。明末洪承畴,本是抗清名将,却在松山战败后降清。他并非不知“忠君爱国”的大义,只是在生死关头选择了苟活,终成历史上的“贰臣”。而南宋文天祥,同样身陷囹圄,面对元军“万户侯”的诱惑,却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明志,用生命践行了“速已”的决绝——他深知投降之非义,便以死相拒,断了所有退路。

古人云:“君子见机而作,不俟终日。”西汉朱买臣早年家贫,靠砍柴为生,妻子嫌其贫贱而离去。后来朱买臣官至太守,衣锦还乡时,前妻跪求复合,他却取水泼地:“若能收此水,便可复婚。”这并非绝情,而是深知破镜难圆的“速已”——过去的纠葛早已背离道义,与其纠缠不休,不如当机立断。这份勇气,正如郑板桥笔下“删繁就简三秋树”的通透,剔除冗余,方能见风骨。

东晋陶渊明更堪称“速已”的典范。他任彭泽县令时,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,当即挂印而去,留下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佳话。他在《归去来兮辞》中写道:“实迷途其未远,觉今是而昨非。”这份“即日解绶去职”的果断,正是对“速已”最好的诠释。反观近代汪精卫,早年曾是“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”的革命志士,却在抗战中沦为汉奸,明知卖国非义,却因权欲熏心而步步沉沦,终成千古罪人。两相对比,可知“速已”之勇,不在于力拔山兮的豪情,而在于悬崖勒马的决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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