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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 年的 “探亲泄密事件” 成了转折点。某科研人员回家时，被老同学灌酒问出 “最近在搞 19 位的新东西”，这个信息与之前截获的 “动态密钥” 情报结合，让敌方锁定了我方的加密技术进展。事后调查显示，该人员知道不能说具体参数，却认为 “19 位” 这种数字无关紧要。“保密教育不是划红线，是要织密网。” 王参谋在事故分析会上摔了杯子，玻璃碎片溅到 “1962 年保密守则” 上，像在嘲笑它的过时。
制定新保密纪律的任务在 1968 年底下达，核心要求是 “覆盖全场景、全时段”。当草案送到团队时，老张注意到从 8 条扩展到 19 条，增加的内容包括 “禁止在宿舍讨论工作”“私人日记不得涉及任何与任务相关内容”“梦话也要警惕” 等细节。“这不是小题大做，是吃过亏的教训。” 他在第 19 条旁边画了个五角星，那是所有纪律中最特别的一条 —— 针对无意识泄密。
最初的反对声来自年轻技术员。他们觉得 “说梦话用密码” 太荒谬，“难道睡觉时还要绷紧神经？” 某大学生在座谈会上直言，认为这种纪律 “违背人性”。但老张带来的前线报告显示，敌方确实会利用心理战获取情报，包括监听宿舍谈话、分析个人日记，甚至通过战俘的无意识供述。“战场上没有上下班，保密也没有。” 他的话让反对声渐渐平息。
二、纪律的诞生：19 条背后的实战逻辑
1969 年初春，保密纪律的制定进入最后阶段。19 条纪律的每一条都对应着具体的泄密案例，像 19 块补丁，堵住了之前的漏洞。第 3 条 “禁止记录涉密信息” 源自 1967 年的报告丢失事件；第 7 条 “探亲期间不谈工作” 来自 1968 年的醉酒泄密；最具争议的第 19 条 “警惕无意识泄密，包括梦话”，则与 1966 年某战俘的心理防线被突破有关。
“每条纪律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。” 老张在逐条讲解时，总会先讲对应的案例。讲到第 12 条 “废弃文件必须烧毁”，他提起 1965 年的事：某基地把报废的图纸当废纸卖，被敌方情报人员买走拼接，还原出设备轮廓。“不是所有泄密都是故意的，但后果一样严重。” 他的手指在 “烧毁” 两个字上用力划过，粉笔灰簌簌落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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