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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安十八年（公元213年）年底，在建立魏国行政体系之后，曹操便打算治理国内的治安环境。
当时魏国内部相对安宁，但其他州郡尚属于混乱状态，战乱频发，特别是西川和荆州地区，各方势力争夺激烈。
整个社会的治安问题十分严重，时常出现盗贼作乱，百姓手中也没有田可以种，社会秩序方面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。
对于这样的环境，曹操有着自己的治理理念。
当初二十岁时初入仕途，他便以雒阳北部尉的名义整顿治安，用五色棒彻底制服了雒阳北面地区。
后来曹操为济南国相之时，又用仁德和法治将济南治理得井井有条。
如今建立魏国之后，再次遇到社会治理问题，曹操便想到要从刑法入手。
正所谓治乱世用重典。
散乱的法治环境就需要重典来强化刑罚的威慑力，震慑违法乱纪分子。
考虑到汉末刑罚的弊端，曹操便打算恢复肉刑，以惩治罪犯。
于是，他问刚刚上任的御史中丞陈群，为何你的父亲认为肉刑有仁慈的一面？
陈群解释了说，汉文帝时期废除肉刑后，以笞刑代替部分肉刑，罪不至死，注重生命。但实践中存在严重弊端，往往为追求惩罚效果，笞刑的数量往往过多，导致受刑者被活活打死，这违背了 “轻刑” 的初衷。
钟繇和陈群支持曹操的观点，恢复肉刑可避免这种 “刑不当罪” 的问题。
肉刑虽残酷，但能保留受刑者的性命，既实现惩罚目的，又能保留劳动力。
毕竟劳动力这在人口锐减、急需人力的战乱时代尤为重要。
其余人的都认为不能恢复肉刑。
曹操因为四方征战还没有停止，顾虑众人的意见，停止了恢复肉刑的打算。
时间到了建安十九年（公元214年）春，曹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治理魏国上，西面的马超又对凉州之地动手动脚，率军围攻祁山。
祁山守将姜叙向夏侯渊告急，夏侯渊在没有上报曹操的前提下，令张合率步、骑兵五千人为先头部队击退马超。随后夏侯渊又亲率大军击退韩遂，平定高平、屠各两个部落。
曹操大为赞赏。
同年三月，汉献帝正式颁发诏书，确认魏公曹操地位在诸侯王之上，改授金制印玺、诸侯王专用的红色绶带，以及诸侯王专用的远游冠。
这个举动，直接惹怒了众多诸侯。
江东孙权将目光投放到了曹操在庐江和九江阵地的关键城池皖城。
皖城对于曹操而言，是南下江东的前哨堡垒，与合肥、居巢两城相互支援，形成了依托巢湖的防卫带。
只要这三座城池在手，就算江东凭借着濡须坞扼守濡须水道，阻止曹军南下，曹操也能保持着对九江和庐江两地的掌控，维持着对孙权长江南岸的压迫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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