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诉草甘膦的美国律师，原来是坏人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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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，Litzenburg的恶劣行径远不止敲诈勒索这一桩。

在接手草甘膦相关诉讼案件时，他就被多方质疑存在严重的夸大行为。为了增加胜诉几率和索赔金额，他无所不用其极。他刻意夸大和虚构受害者病情与草甘膦之间的关联。在准备诉讼材料过程中，对一些证据进行极具倾向性的引导。

比如，受害者约翰逊原本有一些基础疾病，身体也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，生活习惯也并不健康，长期吸烟酗酒。但Litzenburg在诉讼材料中，完全忽略这些因素，将约翰逊所有的身体不适症状，哪怕是一些与癌症并无直接关联的小毛病，都强行与草甘膦的使用挂钩。在法庭上，他更是通过极具煽动性的言辞渲染，营造出草甘膦与受害者疾病之间存在必然且直接联系的假象 。

更令人不齿的是，有内部人士透露，Litzenburg在代理案件期间，还存在严重的不专业和不负责行为。在为约翰逊案做准备时，他常常无故缺席筹备会议，对案件的关键细节也不上心，多次错过收集重要证据的最佳时机。在庭审过程中，他的表现也十分糟糕，言辞混乱、逻辑不清，甚至被观察到行为举止异常，疑似受到特殊物质的影响，严重影响了庭审的正常进行，最终导致他没能参与案件的最终审判环节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把手伸向了客户信息。

在案件处理期间，他私自窃取律所的机密客户信息，这些信息涉及众多客户的隐私以及商业机密。他企图为自己成立新律所做准备，全然不顾自己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。他所在的原律所米勒律师事务所，对他提出了严重指控，谴责他这种背叛行为。面对这些指控，Litzenburg不仅没有反思，还反诉律所对他进行诽谤，双方为此陷入了一场激烈的法律纠纷之中。

此类事件让人们对草甘膦致癌诉讼的动机产生深深怀疑。当像Litzenburg这样利欲熏心、毫无职业道德底线的人参与其中，这些诉讼很可能沦为利益工具，而非基于科学事实。

这警示我们，面对草甘膦致癌与否等复杂问题，不能仅依赖个别诉讼结果，而应深入探究，以科学研究和权威结论为依据，避免被不实信息误导，让草甘膦和转基因技术等农业科技的科学性不被歪曲。

（写于2019年。发表于《农民日报》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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