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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会之后孙处长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停了一下，侧过身说了一句：“你那条线的逻辑写得比我们预想的清楚。”我没来得及回答，他已经走了。
赵国栋没有留下来。他站起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，没有点头，没有说话，拿着那份材料直接走出了会议室。他往走廊尽头走去的背影被会议室门口的光线拉得很长，在拐角处晃了一下就不见了。
结案文件正式移交检察院是在第四天下午。县检察院接收了厚厚一摞卷宗材料，装了好几个纸箱。纸箱是新的，上面印着“平川县人民检察院”的字样，用宽胶带封了口。车子开走的时候，我在招待所门口站着看了一会儿，纸箱在车斗里码得很齐，拉车的司机锁好厢门的时候手劲不大，但很稳。
那天傍晚我回了一趟招待所房间，屋里那股老旧的木头气息里忽然掺进了一丝陌生的汽油味——像是谁在我离开时用一件浸过机油的衣服或工具碰过某件家具。房间里没有被动过的痕迹，但我还是把抽屉里那几封信和那张剪报拿出来，重新看了一遍，又放了回去。
小吴打来电话，说何成已经签署了正式的书面证词，按了手印。老周也打来电话，说那家建筑公司的注册地已经查实注销，法人代表姓孟的查无此人，那家公司的踪迹就算彻底断了。何成的证词加上老周找到的工商档案，再加上那笔十五万的流水，郑德明这条线已经具备移交检察院的标准。
案件在程序上正在结清，但有几条分支还在继续收尾，其中一条始终没有迈过最后那道门槛。
又过了一天，老周从平川镇发来一条消息，只有一行字：“那家建筑公司旁边店里的人说，去年年底有人来问过这家公司的事。问的人不是本地口音，没留名字。”我看了两遍，没有回复。这条线已经断了一节，能做的都做了。
第七天，招待所前台老刘在报纸里夹了一张纸条递给我，纸上没写字，只有一条折痕，干巴巴的，像被人捏了很久才松开。我把纸条翻来覆去看了看，什么也没有，随手放进了抽屉里。
窗外那棵歪脖子树的叶子已经掉光了，树枝伸向天空，在下午的风里微微晃动，像还在等冬天过去。赵国栋没有再来电话。我也没再去县委大院。案件移交之后，我忽然发现自己没事干了。这是我这几年头一回觉得手头空。
天黑之后，我坐在房间里，没有开灯。窗外的路灯把招待所院子的水泥地照成一片灰白。抽屉里那几封信还在，剪报也还在，但它们已经不再是线头了，只是几件曾经被握在手里的东西。我没有再拉开抽屉看它们，坐在床沿上，把窗外那棵歪脖子树的影子看了很久。风从楼缝之间穿过去，吹得窗户发出低沉的振动声，像有人合上了一扇锁了很久的门，门闩落进了槽里，稳稳的，不会再松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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