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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吴先生于社学试行新法，成效卓著，本官甚慰。”朱炎先予肯定，随即话锋一转，“然社学多为民间自办或乡绅资助，规制不一，师资匮乏，新法推行，步履维艰。欲广启民智，奠万世之基，非由官府主导，建立一套更为规范、统一的基础蒙学体系不可。”
他提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构想：“本官意，在信阳州，仿照经世学堂之制，但降低门槛，于州城及各县城，乃至大的乡镇，由官府出资或官民合办，设立‘蒙学堂’。”
“蒙学堂？”吴静安眼睛一亮，这显然比在旧社学中修修补补更为彻底。
“不错。”朱炎详细阐述，“其一，蒙学堂需有固定馆舍，由州衙统一规制，力求明亮整洁。其二，师资需经遴选培训。可仿效‘观政士子’之制，设‘蒙学教习’岗位，招募通晓文理、认同新法之年轻士子，由州衙支付薪俸，经吴先生等人集中培训后，分派各蒙学堂任教。其待遇，可比照州衙普通吏员。”
学正闻言，面露难色：“部堂，此举善莫大焉。然设立众多蒙学堂，馆舍、师资、束脩（此处指官方支付的薪俸）所费甚巨，州衙财力恐难支撑……”
朱炎早已虑及于此，答道：“初期可于州城及数县试点，馆舍或可借用官产、祠庙，或由地方士绅捐建。师资亦不必一步到位，可逐步扩充。所需经费，可由州衙从新增商税、或官营工坊利润中划拨专项。此外，亦可鼓励富户商贾，以‘捐资助学’之名，认捐蒙学堂建设或运作，州衙予以褒扬，其子弟入学或可优先。”
周文柏补充道：“部堂，还可规定，蒙学堂学子，需缴纳少量学杂费用，用于笔墨纸砚及学堂日常维护，如此既可减轻官帑压力，亦可使百姓珍惜就学机会。然需设定标准，对贫寒子弟，应予减免。”
“此议甚妥。”朱炎点头，看向吴静安，“吴先生，蒙学堂之课业，亦需革新。不能止于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之背诵。需以你试行之新法为基础，编纂一套蒙学堂专用蒙书，将圣贤大道、日用常行、信义勤勉、乃至简单的算学识数、本州地理风物、保甲农商之要，皆融汇其中，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。此事，便由你主持。”
吴静安激动得脸色微红，深深一揖：“静安定当竭尽驽钝，编撰新教材，不负部堂重托！”
“教材编撰完成后，交由官刻坊统一刊印，确保内容规范。”朱炎最后强调，“蒙学堂之设，非为速成，乃百年树人之计。我要让信阳的孩童，自启蒙始，便知何为仁爱，何为信义，何为勤勉，亦知脚下土地之情形，身边世事之变迁。如此，十年二十年后，方有新一代明事理、有担当之民。”
“蒙学堂议”既定，州衙便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。学正与户房开始核算经费、勘选馆舍；吴静安则带着几名助手，闭门开始编撰蒙学新教材；而关于设立蒙学堂及招募“蒙学教习”的告示，也很快张贴出去，在士子与民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
一些开明士绅认为此乃教化大兴之兆，表示愿意资助；一些年轻士子则看到了新的晋身途径，跃跃欲试；当然，亦有保守者私下非议，认为此举过于急进，且让贫寒子弟与富家子一同启蒙，有违“贵贱有别”。
朱炎对此充耳不闻。他知道，教育权的下移与标准化，是打破阶层固化、开启民智的关键一步，阻力必然存在。但唯有从根基处着手，才能为他理想中的新秩序，培养出最广泛的认同者与建设者。信阳的改变，正从经济、司法、武备，深入到了最源头的教育领域，试图从根本上重塑这片土地上未来一代的精神面貌。这“蒙学堂议”，便是在为那遥远的未来，投下一颗至关重要的棋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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